第六章

大一的下半学期，除了上课、读书外，课余时间我还写了很多东西，有诗歌、有散文，也有小说。多年来积压在我心头的东西终于找到了爆发点。最多的时候，我一天能写七八千字，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篇《老屋》，写我少年时代的一些经历，有将近两三万字，我只写了不到4天时间，感觉特别流畅和舒服。这些作品有的在报纸上发表了，有的则早早地被压到了箱底。青年人的心都是渴望被关注的，那时候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作品被发表，然后享受大家羡慕的目光。因为我在别的方面没有可以和大家比较的，我唯一能够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的，就是我能发表作品，而他们不能。

我不停地写。随着发表作品的增多，我渐渐地被大家所关注。不到大一结束，我已经成为院报的记者了。不过我那时候少年气盛，眼高手低，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最好，甚至还有些看不起院报，觉得不过就是一张四开小报而已。所以对院报记者这样一个头衔满不在乎。很不把它当回事，就连写出的东西，也只是投到院报的投稿箱内，不愿意到编辑部去一趟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能够认认真真地向编辑老师们学习，恐怕现在自己的写作水平，不会是这个样子吧？

说到少年气盛与眼高手底，又使我想起了我的书法老师。中文系要求学生必须会“三字一话”，即毛笔字、钢笔字、粉笔字和普通话。所以一上大一，我们就开始了书法课。除了每周两节书法课外，每周还要向书法老师交14篇楷书。而且毕业考试的时候，还要考书法，不及格不准毕业。书法老师高高的，讲课的时候，带有很浓的湖南口音。拿一支蘸了水的毛笔，在黑板上一竖一横，很认真的给我们讲书法的结构、章法。老师原是学化学的，后来专工隶书，兼工楷、行、篆、草，在长沙非常有名气。有时候我们到市区去玩，会经常看到他题写的牌匾。给我们上了几节课后，就把我们所有的名字都要去，写在小块的宣纸上送给我们。

就是这样一个有名气而且又平易近人的老师，在我当时看来，都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上课的时候，我听是听，记是记，但却从来进不到脑子里去。所以一学期下来，并没有什么收获。相反，班里一个喜好书法的同学，在课后经常找老师探讨，研习，书法水平到毕业时，和我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后来毕业前他在图书馆举办了个人书法作品展，引起轰动，我专门去看了好几次，对自己几年来的不学无术，真是惭愧至极。包括后来参加工作，每当要写海报、通知、告示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我的书法老师，想起了被我白白失去的时间和机会。如果当时我能够认认真真向老师学习书法，何至于现在一提笔就手颤心跳呢？

大学流行课桌文化，几乎所有的课桌上，都有学生的墨宝。话语有粗俗的，也有精妙的。有时候，上课上得特别无聊的时候，我也会在课桌上写些东西。特别无聊主要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老师讲得实在是乏味，一种是肚子饿的实在是难受。前一种情况比较少，后一种情况特别的多。我记得我当时主要是写情诗。写完后也就完了，没有任何作用，纯属好玩。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，说有一个同学在课桌上留了这样几句诗：

我爱你/可我不敢对说/我怕我说了/我就会死/我不怕死/我怕我死了/没有人会象我这么地爱你

语言非常通俗简单，但言之切，意之深，没有切肤之痛，是不可能写出来的。相比之下，我在课桌上留的那些文字，只能算是垃圾。被有情有意的人看到了，不要说流芳千古，恐怕得遗臭万年。从此再不敢在课桌上写东西。

课桌上不敢写了，我就想到别的地方写。正好，另一个班的同学想出本杂志，名字叫《潮》。主要目的是为我们自己写的东西提供一个发表的地方。于是我又很有兴致地去办杂志。不过这项工作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容易。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，大家连买纸张的钱都没有。杂志主编小汤就向系学会申请资金，希望能够赞助一下。具体申请到了没有，我没去问，反正最后纸张是解决了。但很快又遇到印刷问题，到印刷厂去印，我们就绝对没有钱的，但系里只有一台老得掉牙的油印机，印出来不是墨乎乎的一片，就是什么也没有，十张里倒有九张是不能用的。几个人摆弄来摆弄去，也只印了几本。送到各个宿舍去，大家反响也不大。很快大家就失去了兴致，那第一期的《潮》也成了最后一期的绝版《潮》。

杂志办不成了。吸取教训，我就同宿舍的同学商量，要不咱们宿舍办份小报？也不用太大，四开就行，也不用印刷，手抄吧。想不到大家一致同意。宿舍七个人，坐在一起一商量，一分工，一份名为《心跳》的宿舍手抄报就定型了。我为这份手抄报写了发刊词，又专门写了篇散文抄上去。文章的名字叫《与个女孩结伴同行》，怎么样，够吸引人吧。

除此之外，第一期手抄报上还有宿舍其它同学写的诗歌、小说、评论、武侠连载等等，相当于一锅大杂烩。也难怪，大家喜好不一，写出来的东西也难免杂乱。谁写的东西谁抄，不到两天的时间，一份还算精致的宿舍手抄报就完成了。

这份手抄报传到班里其它宿舍，却引起了大家不小的兴致。很快就有许多同学和宿舍想加入到手抄报中来。当然，我们只能欢迎。可谁也知道，三个和尚没水吃，人一多，协调就难，观点各一。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。结果，在又办了几期以后，手抄报就因大家的分歧走到了尽头。我唯一的收获，就是那篇《与个女孩结伴同行》的文章，后来发表在《山西青年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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